其实，电影中最引人瞩目的争议莫过于贾玲饰演的女主角杜乐英参加拳击的动机。不少观众认为，杜乐英参加拳击比赛的动力比较弱，甚至有一定的“恋爱脑”倾向。女性参与体育运动是对现有社会性别结构秩序的再现，还是有意挑战社会性别规范，又或者是两者之间的振荡状态？本文旨在以电影《天气热》中的一些情节和文字脚本为例，通过体育社会学理论的镜头，深入剖析女性健身和参与体育运动的色彩和意义。

一、福柯主义视角下的“热”：压迫性的身体实践

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对身体、知识和权力关系的理解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体育研究的核心理念（熊欢，2024）。这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一是运用福柯的监狱模型来研究体育中的纪律制度和权力关系；另一个是生物权力与统治活动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福柯的角度来看，体育创造和调节了所谓运动员的身体，它作为一种纪律力量，将运动员私生活的纪律内化为自己的标准。例如，运动员需要严格遵守详细的运动训练计划来提高运动成绩。这些训练计划不仅涵盖运动员在训练场馆的各项任务，还涉及饮食安排、睡眠管理等日常生活细节。通过这些科学规范的训练计划，运动科学理念可以渗透到运动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他们日常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南。其次，对人类生物学客观性的讨论使正常的运动、锻炼或健康的身体成为一种压迫性和诱惑性的“现代技术项目的工具”（熊欢，2024）。在体育科学学科的框架内，人类生物学被精心编目，例如在黑人爆发力优势与田径项目表现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中。一方面，田径项目的成绩并不是单独取决于某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非线性结果。另一方面，这种分类也可能导致某些人群与特定运动项目的关联被过于刻板化地描绘，从而形成刻板印象，甚至演变成一种潜在的压迫。

因此，如果我们从福柯理论的角度来看待《热热》，就会发现《热热》呈现的是一种“压迫性的身体实践”。在福柯看来，科学减肥、完美身材是现代科学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戒律。女性身体是在各种话语的影响下构建的，其中包括以医学、科学和技术为主导的话语。公共话语（媒体）的传播如何让性感、苗条、健康的女性身体塑造成为身体文化的主流，而这种身体文化的主流又如何潜移默化地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顺从角色？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中其他女性角色——杜乐蛋姐姐、豆豆姐姐、闺蜜莉莉——的身体形象都比较符合主流文化审美，大多都是清瘦、美丽甚至性感的女性身体形象。同时，他们在与杜乐英的关系中也处于比较强势或者主导的地位。

在观察杜乐英与男主角郝坤的互动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男女在参与运动时动机上的微妙差异。男性在体育锻炼中的身体纪律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女性在体育锻炼中的身体纪律可能是为了满足别人的眼光（Hall，1996）。浩坤参加拳击比赛的初衷是出于“证明自己”的强烈愿望。虽然他最终选择了“打击假球”，背离了体育比赛公平正义的原则，但其背后体现的却是他对物质追求的坚定坚持。总而言之，无论是为了积极的价值实现，还是消极的物质满足，浩坤的行为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自我。杜乐英参加拳击比赛的动机比较复杂，或者说比较“被动”。经历了离家出走、被闺蜜背叛、背后捅妹妹、被甩、失恋，杜乐英痛定思痛，想要参加拳击比赛，“赢一次”。杜乐英此时想要参加拳击比赛，或许只是被打击后发泄的一个出口，或者是一种被迫证明自己的方式。

因此，从福柯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杜乐英通过参与健身运动对身体的改造，更多的是权力对女性身体的规训的结果，是一个“变瘦”的过程。

然而，杜乐英参加拳击的动机是否“不纯粹”，意味着运动只是在“变瘦”的价值观念主导下对女性的被动磨练？在参加拳击比赛的过程中，这项运动给杜乐英带来了什么？

2、具身论视角下的“热”：运动体的主观性

与福柯所描述的“被动”、“规训”的身体不同，梅洛-庞蒂眼中的身体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他强调身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

体现体现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是指知觉、理性等心理现象与身体（肉体）密切相关。人类的认知是基于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熊欢，2024，第409页）。体现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这是人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和经历来认识世界的过程。也是世界通过人体传达抽象意义的过程。例如，父母经常告诉女儿“站要站，坐要坐”，强调女孩举止得体、得体。同时，女性也通过身体姿态的表现，反馈性别权力秩序对女性的影响。这种反馈可能是顺从的，也可能是叛逆的。

因此，如果从体现论的角度来看待《麻辣烫》，杜乐英在参加拳击比赛的过程中逐渐表现出“运动身体的主体性”。只有当一个人通过身体运动主动地进行实际的身体活动时，他才会体验到自己作为一个身体的存在，此时他才能认识到自己身体的特点和感受（熊欢，2024，第422页）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两张剧照展现了杜乐英在重复性、机械性的运动训练过程中的“运动情感”。

这些运动情感的具体体验表明，运动的身体是速度、力量、勇气与兴奋、痛苦与矛盾的结合体，是主体创造和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熊欢，2024，第424页） ）。运动带来的疼痛、酸痛、疲劳等感官体验，让女性的个体意识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迫使“身体出来”。只有这样，女性才能感受到体育锻炼对自身存在的意义，才能通过健身锻炼获得的积极经验促进自身的成长和进步（熊欢，2021）。

剧情继续推进，我们来到了电影中非常关键的情节。杜乐英“减肥成功”后，与父亲共进晚餐。他问父亲，如果你有一大一小两个苹果，你的朋友向你要，你想要哪一个？杜乐英回答说两个都给。在杜乐影被所有亲密爱人背叛之前，她相信善待他人、顺从他人，才是爱一个人的方式。她为爱人和妹妹倾注了自己的一切，却换来了被抛弃的感觉。然而参加拳击比赛后，她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做法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才有了刚才关于苹果的讨论。运动可以使我们的身体脱离集体理解，使我们倾向于强调个人自由、选择、力量和能力的重要性，让个人变得更加自我意识。

因此，从具身论的角度来看，杜乐英的身体运动是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也是一个变得“更强”的过程。它可以给女性更多的选择，创造新的生活机会。

3、结构理论视角下的“热”（布迪厄）：运动体的主体性

结构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的社会学理论。它是在与功能主义的对抗中诞生的（熊欢，2024，第188页）。作为代表性理论家之一，布迪厄认为身体是社会日常生活的中心。社会文化结构刻在身上的稳定的行为倾向系统（即习惯）引导和制约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日常经验。因此，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具有相辅相成的性质。受结构化身体思想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女性在健身运动中塑造“完美身材”的过程中，个人的思想、经历和行为与她们所处的社会性别规范交织在一起。

从这个理论角度出发，杜乐英在参加拳击比赛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主动重构的身体”。 “再造”意味着打破原有桎梏的可能性。最初，杜乐英选择参加拳击比赛，确实受到了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和推动。然而，在参加拳击运动的过程中，杜乐英的个体化体验会影响这些社会结构（如文化、家庭、性别秩序等）对她个体化“轨迹”的先验设计（家庭至上、淑女、安静、以瘦为美、从属地位等），从而拓展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影响固有观念，形成习惯，进而影响自己人生的选择。

“积极”意味着杜乐英运动经验的积累是一个唤起自我意识、不断探索个体生命意义的过程。电影最后，杜乐莹打完比赛走出比赛场地后，与郝坤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浩坤：我差一点就赢了

杜乐英：已经赢了

浩坤：我带你去吃牛蛙

杜乐英：我不喜欢牛蛙

事实上，杜乐英并没有赢得拳击比赛，但她反驳了浩坤对她的否认。尽管她在比赛中没有击败对手，但她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发展——她坚持到了最后，竭尽全力完成了比赛，展现了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当浩坤提议一起吃饭时，她的反应从最初的“吃，我喜欢吃牛蛙”变成了现在的“我不喜欢吃牛蛙”。她把自己的愿望和想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一味的遵从别人的想法。通过拳击的具身练习，她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觉醒，而这种主体性进一步延伸到了她生活的其他领域，带来了改变和重塑的可能性。

因此，从布迪厄的结构理论来看，社会结构，例如社会性别规范，是影响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社会力量。然而，杜乐英在拳击场上的身体练习，将把她的关注焦点从客体化的身体转移到主体化的身体，从而改变“他者”在运动中的地位，进而延伸到她在生活其他方面的选择。

女性参与运动健身是“乌托邦”还是“新枷锁”，还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摇摆地带？在此，我们尝试追随熊欢、王阿英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性别身体的挑战与重塑——健身领域的女性身体实践与反思》的研究成果回答文章中最初提出的问题：

女性的身体运动实践可能是社会性别结构的复制，也可能是对社会性别规范的反抗和挑战。运动实践中的身体体验可以促使女性从关注“客体的身体”转向关注“主体的身体”，从而促使部分女性反思自己过去的性别经历，松动个体层面的性别二元结构。然而，只有在体育中实现女性的主体性，体育才能成为促进女性个人成长的方式，而不是表现性别气质的工具。

杜乐英为何参加拳击，反映出她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而她是否或如何实现自己在拳击运动中的主体性，则是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意义和色彩。透过体育社会学的棱镜，我们不仅看到了杜乐英的成长故事，也看到了她身体运动实践中的女性主义色彩。